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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与好友讨论，我辈习医八载，仍困惑于中医究竟应该如何学习。每每我思及大一大二时，于中医学习多行歧路，上下求索而不得。而昨晚深思之，歧路未必错路，唯在人行之耳。于是辗转反侧，始终难眠，索性步于西部马华，嗦牛肉面一大碗，而后回顾来时路，以为我辈同道参考，以为前车之鉴；更大言不惭，论及中西思维之差异与中医学的学习方法，虽不免贻笑大方，但仍不失一观。
小子家无余财，身无长物，然尚得温饱，得以潜心学业，不必奔波于生计，实乃高堂之功也。然于家无医道传承，于外无名师硕友，实则高考后不想学英语、数学，遂至北中医针推八年制专业。所幸于传统文化仍有兴趣，入学后乃以泡图书馆为乐，于保春老师处习得 “只看目录”“开卷有益”“翻开比不翻强” 读书法，于是大量阅读中医理论相关古籍，然都浅尝辄止，看完就忘。然而致命的问题是，此时我并没有辨别能力，在各个医家、各场讲座之间反复横跳，于是自我感动，觉得很是努力。实则理论不能联系实际，只会互相冲突，于是终无所得。同时，经见伟学长推荐，跟诊于广安门医院王寅老师，一窥针灸之貌，但自己动手机会依旧极少。于是大二，心浮气躁愈甚，甚至有一段时间认为中医没什么可学的，不如去学西医，于是搜集协和的教学计划试图模仿，终于三分钟热度而已。此时，我的舍友，针灸世家的庆临大佬已经可以独立处理很多常见问题，可 “江南诸师秘仲景书而不传”，这更加促使我不想学针灸。同时，有幸跟随雅儒老师做动物实验，跟随宝金老师进行学术史文献研究，两位老师教给我的使我受益至今。后来疫情，在家里上网课学了伤寒，也正是这段时期，很多时间都用于跟随宝金老师进行学术史研究，逐渐地接触到黄龙祥老师。于是磕磕绊绊读了几本黄老师的书，或是潜移默化，逐渐开始重拾针灸的兴趣。于是研究生阶段，选择针灸推拿学，从学于赵老师，更借相对宽松的学术氛围，于课余时间跟诊于邢师兄等体制内外名师，后正式出诊至今，也已一载有余。
于科研，做过基础研究、发过 SCI，做过文献研究、学术史研究，发过中华中医药，有基本的文献学素养；于临床，也跟诊过许多大佬，从民间超能力大佬到体制内高手，报过付费课，跟过免费的门诊，也有基本的个人临床经验和体会。值此快要毕业之际，我还是想把这些写下来。当然，大家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就像中医世家的大佬们可能无法理解我为什么学中医学得如此辛苦，也可能对于这类的文字嗤之以鼻。但我希望记录它们以供参考。希望同道们可以不被急功近利的风气影响，不被内耗内卷的思潮裹挟，找到自己的路，快乐地坚定地、从容地、慢慢地学习中医。希望后世学习中医有一个清晰的路径，希望我辈受过的苦，后世的同道们可以不必再受。
那么终于进入正题，谈一谈如何学习中医，这就不得不谈到我理解的中西医的思维模式差异，以及中医学的优势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部分内容受到两位黄老师（黄龙祥、黄梓峰）和卢声声老师的影响较大。
粘贴一段关于 Gemini 老师对于中国和西方思维方式的对比：
1. 宇宙观：有机整体 (Organic) vs. 机械还原 (Mechanistic)
中国：生成论与天人合一。 中国古人倾向于将宇宙视为一个生生不息、自我生成和自我演化的巨大生命体。万事万物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一种动态的气化、阴阳交替之中。认识事物时，习惯从宏观的环境、气候以及它与周围事物的互动中去寻找答案。
西方：构成论与钟表宇宙。自古希腊原子论到牛顿力学，西方传统更倾向于将世界看作一台精密复杂的机器。认识世界的方法是 “拆解”，认为只要把这台机器拆解成最基本的齿轮和发条（如基本粒子、细胞、基因），搞清楚每一个零部件的功能，就能彻底理解整体的运作机制。
2. 认知焦点：关系网络 (Relational) vs. 本质属性 (Essentialist)
中国：关注 “事” 与 “网”。 在认知万物时，中国思维更关注事物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及其与其他事物的相互作用（如相生相克）。**事物的属性往往是由它所在的系统决定的。**例如，在理解局部病变或体表创疡时，不仅看局部组织本身，更会将其视作整体气血失衡的局部显现，通过 “消、托、补” 等系统性的法则来调整大环境，以期达到祛腐生肌的自然演化。
西方：关注 “物” 与 “质”。 西方思维更热衷于探求事物剥离了外部环境后的 “绝对本质” 和 “内在属性”。在科学探索中，这表现为不断向微观深入，寻找单一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靶点、活性成分或特定通路的调控机制。
3. 认识论：经验直觉综合 (Empirical/Intuitive) vs. 逻辑实证分析 (Logical/Positivist)
中国：象思维与经验体悟。倾向于通过长期的宏观观察和历史经验的积累来把握事物的规律（即 “取象比类”）。这种认知往往是综合性的、直觉性的，擅长从宏观表象中总结出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模式，但在微观的定量刻画上相对留白。
西方：形式逻辑与数理定量。极度依赖严密的逻辑推导（如公理体系）和实证检验。追求认知的精确化和客观化，习惯用绝对的频数、严苛的统计学检验（如支持度、置信度等参数）来定义和验证知识，要求每一个结论都必须建立在可重复的实验数据之上。
Gemini 老师讲得很好。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思维确实充满了 “取象比类” 与 “联想”“比喻”，古人似乎很擅长将两个不同领域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并尝试总结出一套四海皆准的规律。就比如我们高中学的文言文，臣子劝谏君王，往往是举出自然界存在的现象，举例如以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来映射国家之间的关系，来对于君主的行为进行规劝。鹬、蚌与治国本无联系，而古人似乎很容易地将他们蕴含的道理进行统一、联系在一起，认为从事物中总结的规律、获得的道理往往是可以映射到其他的事物上的。在这种思维模式下，穿山甲的通乳效果被解释为 “穿山甲能穿通土地，所以可以通乳” 也就不足为奇。我以为，这种思维模式的优势在于，当发现认知以外的新事物或需要理解事物的新功能、新特点时，我们往往可以快速检索已有的知识体系，并通过类比的方法尝试去理解新事物的规律和运行方式，理解新事物在环境中的地位。比如 “五行”，五种事物的运行状态，这些运行状态几乎囊括了古人能观察到的事物发生发展模式，因此可以投射到医学、军事等各个领域，因此有了五脏理论等。这种高度抽象和跨越性联想使得理论和解释性和灵活性大大提高。
再举个实在的例子，在何绍奇先生的《读书析疑与临证得失》中有一则补中益气治疗角膜溃疡的医案。
角膜溃疡的 “象” 是凹陷，那么凹陷就需要升提，所以使用具有升提功能的补中益气汤。圆机活法，不外如是。
那么，代价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当人体关节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往往不能兼顾。肩关节活动度更大、更灵活，所以容易脱位。髋关节相对稳定，灵活性就要受到限制。中医传统理论和思维模式可能也是这样，灵活性太强、哲学性太强，高度太高，以致对初学者而言难以落地。表现在中医理论上，我们可以发现，中医理论几乎可以 “解释” 一切现象，任意的疾病和任意的脏腑都可以通过一定的理论联系串联在一起。与此同时，我们悲哀地发现，理论的稳定性和精确性被大大稀释了，理论解释落不到实处，难以被理解为切实的现象。内经时期古人描述的生理病理，可能是基于当时人超过现代人的感知力以及受影响于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这些东西在现代已经了不可得。中医生理病理的感性基石不再，其确定性不能被从学者直观认识，于是对于经典理论的理解愈发模糊化，理论探讨往往终止于对 “唯一的经典——黄帝内经” 的 “猜想式理解”。方药动辄 “一气周流”，针灸动辄 “移精变气”。这显然导致了初学者对于中医学找不到锚定自己存在的抓手，接收不到确定的反馈，只有世家贵子和天赋怪们得以自称把握 “中医精髓”、“古中医”，于是作为普通人的我们越来越困惑和迷茫。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来看看毛主席的《实践论》（节选）（小标题是我自己起的，引号内为原文）
1、认识的第一步——感性认识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出。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哲学史上，有所谓 “唯理论” 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2、认识的第二步——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深化
“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留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 “经验论” 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这一点不赞成经验论的是不对的），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 “唯理论”和 “经验论” 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3、认识的第三步——理性认识与实践的交互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 “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回到上面的问题，为什么中医世家子弟和天赋怪们能够在中医学习上更有底气和信心？前者是因为已经提前完成了感性认识的积累，后者则是拥有更强的获得感性认识的能力——我们发现，这仍然处于认识的第一阶段，事实上与理论架构关系不大。也就是说，在认知历程里，理论并未达到 “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 的目的，以至于后学者不能依靠这套理论去对于临床实践进行确切的指导，唯有在经过长时间的临床积累，获得了感性认识材料之后，现有中医理论才能被部分的解读和“确切认知”。
如果仅此而已，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无非就是要多花一些临床上的积累时间，毕竟 “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国医大师熊继柏教授）嘛！可是我们发现，由于缺乏古人可能存在的超常感知力和语言、社会环境，我们 “设身处地” 在古人视角上看问题的能力极其有限，因此对于古典理论的理解也局限性很大。此处的 “超常感知” 并非玄之又玄的借口，举个例子，现在大家电子产品用的多，大多数人都近视。再过五六十年，可能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出生就近视。这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不近视的 “古人”，我们是否会惊叹其为“超常感知”？《道德经》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亦是如此。
《矛盾论》中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如果由 “感性认识” 到“理性认识”的桥梁被阻断，对于理论的解读就会僵化、错漏，乃至于 “六经注我” 情况的出现，回顾历史，这样的现象似乎早已在历朝历代出现。
另一点，在中医学界，认知的第三步 “由实践修正理论”似乎很难进行。我们将《内经》抬高到不可置疑的高度，一切的理论探讨都会在 “内经就是这么说的” 面前戛然而止。然而就像上文所说，我们理解的内经是真的内经吗？还是 “六经注我” 的产物呢？这就形成了一个理论的怪圈。
《矛盾论》说：“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我们可以发现，《黄帝内经》，这部中医学的 “一般真理”，已经有被视为“凭空出现”、“不可捉摸”、“不可解读” 的趋势了。很多时候，我们无非是在用《内经》证明自己的观点，而非在研究《内经》本身了。
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当前存在的问题。那么作中医的从业者、从学者，我们应该怎么做？当然，我并不具有多年从业经验，感性积累仍旧缺乏，仅从这八年中医学习中提出我的一点看法。
就我熟悉的针灸推拿专业学习而言，首先要建立临床的抓手和靶点。形式上就是在了解中医基础概念后，先学技术而不要先学理论。我们需要能直观感受人体的机会和能力，先拥有了这些直观体会，再回首经典理论，往往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更多。我们需要的是能重复使用的、切实不虚的，用于评价 “治疗造成的改变” 的，抓手和靶点。存在两种我经过实践认为可行的方式：
1、提升感知：提升感知力，以向古人的感知水平靠拢，并依托于现代技术和训练方式，尝试深化理解那部分基于超常感知建立的经典理论，再依靠 “感性认识——理性理论构建——实践验证——感性认识” 循环的方式不断发展理论，使得理论更贴合实际，更容易在现代语境下被理解。这虽然有一定难度却绝非难以实现的事情，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其实我们对感知力的开发还远没到拼天赋的时候。可以参考西方的《触诊大全》、《内脏手法调理术》、《颅骶椎手法调理术》、《动中觉察》，东方《脏腑图点穴法》、《天真按摩学》，功法上的二十八式易筋经、卢声声 “通督站桩法”、慢学中医 “无极庄”、甚至于太极拳、八卦掌等等。
2、掌握切实的底层材料：重视解剖实质，了解人体结构，掌握确定性的间接知识（指并非通过自己的感性认识获得，而是来源于他人的感性认识的总结的知识）。无论是否认为中医脏腑为 “虚化功能体”，在实体结构上存在的脏器和肌肉、神经都是真实不虚的。部分经典理论中对于脏腑关系的描述在结构上已经得到解释和验证，但大多数还未进入辩证过程。例如当 “肝气犯胃” 证型出现，作为肝、胃之间联系的小网膜是否同时存在紧张、僵硬？这是可通过触诊直接诊察的，却往往并未进入传统的辨证视野。由此我们可以丰富传统辨证方法，进一步探讨 “虚化脏腑” 与“实体脏腑”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这些讨论不应局限于经典、古籍、头脑风暴、坐而论道层面，而应当是以确定性实体解剖结构知识为基础，以触诊、内脏节律感知、脉象变化这些可重复触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或可部分量化的指标作为 “感性认识” 和“原始资料”建立，以至于可以完成 “实践——理论——实践” 的循环。
由此我认为，当结合上述两种方式，提升感知以增强获取感性认识的能力，汲取确定性知识作为理论基石。最终目的是以 “人” 为主体，更深刻的理解人的生理、病理，并以之指导临床实践。我在门诊带跟诊的师弟师妹时，先去诊脉、查体，再师弟师妹去尝试，与我诊察所得相互对照，先获得感性认识，再进行理论分析，然后进行针灸、推拿干预后，再去诊脉、查体，如果发生了预期的变化，则形成了闭环。如果没有，则进一步分析问题的原因，是理论的不完善？是技术不到位？从而可不断进步，不断加深对于生理病理、对于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并期望逐渐积累经验和感性认识后可对理论进行发展和修正。
最后，我们再来举个例子：
《素问 · 金匮真言论》：“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 我们在临床中发现，患者的肝区（右胁肋部、肋下）的筋膜紧张和颈部、头部不适常常伴发，此时多可见右侧关下部（桡骨茎突范围内，其最高点的近心端）有结滞感，部分可兼见右寸和左关的弦脉。而通过手法处理肝区后（如闫喜换拨筋通络、刘勇内脏松弛术），右关的结滞感和颈部的不适多可缓解。基于这个 “感性认识”，我们得出初步理论：“肝脏与颈部存在联系”，即 “肝之俞在颈项”。基于中医学理论的进一步抽象可能为：右寸弦关结滞，膈气不利，气血壅滞于上，中焦不通，上焦不降，发为颈痛、头痛。基于解剖结构的解释为（图片来自刘勇老师）：
肝脏位于膈肌右穹隆下方，通过冠状韧带、镰状韧带等与膈肌紧密相连。膈肌和肝区由膈神经支配，膈神经来自 C3-C5，与颈丛神经同源，其中枢与胸锁乳突肌、斜方肌（副神经支配）在脊髓前角有重叠。来自肝脏的异常张力信号，会通过脊髓中枢 “串线”，导致颈部和枕下肌群不自觉地反射性收缩和异常感觉。此外，膈肌是最主要的呼吸肌，当肝区紧张影响膈肌运动，颈部的斜角肌、胸锁乳突肌等辅助呼吸肌过度运动引发不适。
看完了两种解释，我们需要进一步去践验证，而不应使得讨论终止于 “肝之俞在颈项”的规律。中医学的推导往往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我们对于 “气血” 往往无法进行直观的感知。因此 “气血壅滞于上” 的理论不能被证实也难以证伪。而基于解剖结构的推导，可以通过“肝 - 膈 - 颈反射”之类的检查、试验加以验证。那么，在感知力还需要训练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暂时不能理解的传统理论置于 “存而不论” 的范畴，优先以实体解剖发现为基石理解人体。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什么情况下的颈部不适要考虑肝区紧张？除了肝区是否还有其他问题能从远端影响颈部？是否每一个肝区紧张都会影响颈部？或者我们可以基于切实的靶点——脉诊来探讨，即右关结滞与肝区紧张、颈部不适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如右关偏弦，是否还会影响颈部？以实体解剖脉法论，右关下为肝区，这与传统的左关为肝有何区别？如何应用？右关结滞感反映的是对应区域的肌肉问题还是脏器问题？位于五体、脏腑的哪些层次？这样在临床上去反复求证，反复实践。
总之，要么以脉诊、触诊这类切实靶点为基准，校正、构建自己的理论。要么以实体解剖为基准，把每个操作落到实处。这是我认为的初学中医的学习路径。
在传统学习方法下，中医学理论的优越性往往要到后期才能慢慢体现（除非你可以像叶天士一样高强度访学）。中医学传统理论的在现在看来具有哲学性、笼统性、模糊性，但其实正因如此，反而赋予了其很大的灵活性。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于初学者，这种理论难以把握、模糊不具体，而对于有较长时间临床过程的从业者来说，他们已经具有了 “感性认识”与 “实践底层材料”，他们如果能够合理的运用这种“取象比类” 与“联想”，于 “定法” 之中见“变法”，则不失为一代明医。我的一位长辈，三十年前毕业于某中医药大学，就业于某三甲西医院中医科。彼时并不以中医学为兴趣，不过完成学业而已，于是临床，每日六七患者，多为医院自然流量，也乐得逍遥。自从女儿入学北中医，则和女儿一起重学中医，所听课程无非北中医日常所授中医 “四大基础”、“四大经典” 而已。于是两年间临床突飞猛进，现在日诊数十，仍一号难求。
所以啊朋友们，我觉得中医不该是某些人的特权，也不应该是某些人能随意解释的玩物。中医界需要的也不是少数几个大师，而是整体从业水平的提升。中医界苦于臆想和不确定性久矣，要么以自身感受出发，不断重复、量化，形成自己的理论，总结自己的临床规律，做一名明医；要么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在实体结构知识的基础上，努力去理解人体，理解生理病理规律。重视实体结构，认知客观功能，如此则气化不为空谈，机巧发于心手，理论与临床契合，实践反哺理论，才可为源头活水。**最终形成一套可供绝大对数人学习的理论，**从而我辈人人可为明医。这并非一时一人之所能，功成也不必在我，但却是自《灵枢经》而来的终极理想：“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篇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
最后的最后，以《雪中悍刀行》的一句话结尾：
李淳罡愿世间心诚剑士人人会两袖青蛇
李淳罡愿天下惊艳后辈人人可剑开天门。
与诸位共勉！